在内地搞 启蒙运动 的民主思想似乎行不通,国民素质发展还是需要一个事情,这些分裂思想的“民主”人士在内地活动,想让社会实现跨越的话纯属找死,这个年代在海外表现得像 谭嗣同 那样热心救国的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
我们那个群里08年上西藏抗暴的人也有,平时也说过一些分裂分子的事。很多人看事情和问题不能浮于新闻,最近对大家觉得“真实、客观”的 凤凰卫视 挺反感,有些时候感觉内容有点卖膏药的味道,当然国内批判国台新闻的那群人更多。
我一直都说,光靠了解中国边缘地带(沿海、东北、西北)去透视中国其实是很肤浅的。没来中部就不算了解中国,了解了中部再去谈了解中国,外界和国内对 西藏、云南、新疆、东北等地区社会情况了解程度恐怕远胜于湖北,了解这里肯定不光是知道这里有几个山、几个楼、几个湖;湖北菜很好吃,但是在海外很难像 广东菜、闽南菜、川菜 这么出名。
30年前那些社会方针和政策很多还是很对的,我们小学还学四个现代化、四有新人的口号,今天似乎折射的潜意识是以钞票制造和收获为中心。社会变革,反反复复的东西很多,但是有些东西民众心里其实是有原则的,没原则的人肯定受群众唾弃;而有些发展问题只是政策上注意和忽视,支持和遏制而已。
在我看来,当下社会最复杂的问题还是在中部;当年南巡第一站邓小平就特别来 武昌 放话,而不是选广州、上海是有原因的。 我所接触的人似乎对30年前的领导人更怀念一些,似乎眼下很多人都说该对外动一动,要不然有些人会脱离群众;当然眼下的领导人还是面临着很多历史问题和不良惯性下的阻力,这个我们都是看在眼里。
在丽江喝酒一个在军伍的朋友说:中部三省不出事(而中部是没什么军区的),其他地方怎么闹都翻不了天。
新文化运动后,除了李大钊、陈独秀早期文派的领导,早期老一批革命家、将帅多是两湖的,以湖北的最多;早期实干领导人黄兴、宋教仁也是两湖人;这也是我过去少说政府坏话的原因,说到头很多也是身边的人。
国家搞快速化经济得靠沿海,核心大事还是在中部思维里掌握,除了科教、商业、文艺方面,沿海人真正能涉足涉足的决策领域很少;涉足多了的人往往就容易进去,想想06年上海某位大佬下台;在我看部分地方的社会经济地位膨胀也只是暂时的。
昨天听了下在新加坡对外声明,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期,国内对外还是比较缓和。

香港还确实很开放,很多意识下的人都有,那些人热衷的事情似乎我都很少去了解,还是紧随大路走。好像我头一次扯这多偏政治的问题。